历史学家向公众解释材料，不是为唤起怀旧之情，而是激发公民意识
作者｜杰罗姆·德·格鲁特（Jerome de Groot）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众史学、历史小说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约1640—1660）的文学与文化。
公众眼中的历史学家并不新鲜。A. J. P. 泰勒标志性的电视节目一直持续到1984 年，罗伯特·基（Robert Kee）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爱尔兰：一部电视史》（Ireland: A Television History，1980）在世界各地上映；诺曼·斯通（Norman Stone）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顾问；在20 世纪80 年代，E. P. 汤普森帮助复兴了核裁军运动。然而，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历史”越来越多地成为对事实的兴趣不如对叙事和名人的兴趣浓厚的媒体文化的一部分。正是西蒙·沙玛的纪录片系列节目《英国史》（A History of Britain，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2000，2001）促使历史从电视节目的一个标准部分成为一种媒体现象，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这位历史学家成为公众人物。该节目吸引了大批观众，引发了关于国家共同体和纪念历史的广泛辩论。当时，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校非常不受欢迎，申请大学学历史的人数下降。
随着沙玛的节目在收视率和影响力方面的巨大成功，以及戴维·斯塔基、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鲜明姿态，历史开始被冠以“新摇滚”“新烹饪”和“新园艺”等五花八门的名称。第一个名称表明，制片人试图让这种现象变得时尚、时髦和前卫，后两个描述性的名称则标志着历史进入了生活方式节目和闲暇爱好的世界。每个短语都表明，过去在大众想象中突然而令人惊讶地流行起来，尽管主要是指在电视上，而且每个短语都是对纪录片、真实历史节目以及相关的谱系学热潮的迅速蔓延所做出的反应，而这股热潮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些事件产生的余波在21 世纪初仍在继续，公共场合中的历史学家越来越成为一道熟悉的风景线，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复杂的修辞。
这些描述也将历史融入个体化的话语或由名人、主持人主导的电视讨论中，譬如沙玛和斯塔基对他们的历史所拥有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以及弗格森在他对帝国的最初考察中对自己家族的讨论。历史成为休闲话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专业化的追求，而呈现它的人则是知名人士和名人。由于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激增，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成了电视名人、媒体人物和文化守门人的混合体。他们从他们的学科和学术出身中抽离出来，插入到一套复杂的和相当有问题的社会和文化矩阵之中。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一套五花八门的中介文化话语的一部分，其中许多话语是他们无法控制的。
西蒙·沙玛的风格、坦率的表达方式和非正式的着装，都意在削弱电视历史学家的标准形象。沙玛以某种方式将对历史的追求变得性感起来，他将敏锐的思维和文物探索结合在一起，就像在档案馆里待了很长时间一样（他的系列节目中很少出现图书馆）。20 世纪80 年代，他以一种平民主义的和公共历史学家无法想象的方式，进入到了公众的想象和大众文化之中。同样功成名就的历史学家还有戴维·斯塔基，尽管在出现在电视荧屏之前，他的职业生涯就已备受尊敬，他真正在历史之外获得了公众声誉。1992 年，斯塔基在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四台（Radio 4）的《道德迷宫》（The Moral Maze）节目中令人反感、咄咄逼人的表现，引发了《每日邮报》的质疑：他是否是“英国最粗鲁的人”？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塑造了他自己所称的“机智的斯塔基”的公众形象。斯塔基在学术工作之外当然也有知名度，也正因为此，他才开始为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 4）制作纪录片。这些节目的成功，让英国电视四台在2002 年与他签订了一份受到广泛宣传的“金手铐”合同。斯塔基作为历史学家和有争议的学者，有着引人注目的魅力和明星气质（关于他的标准文章标题是“傲慢的重要性”和“中风的学术”）。他曾在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的《杰米的梦想学校》（英国电视四台，2011）中担任历史老师，这是一个奇怪的乌托邦式的教学实验，对斯塔基来说，这个实验出了很大的问题，但它表明，人们越来越重视通过名人的参与来理解生活体验的所有表现形式。
斯塔基也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右翼和民粹主义者。尽管他似乎满足了许多关于历史学家形象的陈词滥调，譬如喜好争论、牛津剑桥、傲慢、身着套装、佩戴眼镜等，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反对偶像崇拜者（譬如，他指责女王是一个“庸俗”的人，并将她比作约瑟夫·戈培尔）。他成了英国一批充满争议的和受人质疑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同样，西蒙·沙玛在他的直接工作之外，也享有知名度和公众形象。他与英国广播公司签订的价值300 万英镑的独家合同，引发了公开辩论，并与斯塔基200 万英镑的合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旨在将主持人与某个电视台捆绑在一起的巨额交易，通常被认为与迈克尔·帕金森（Michael Parkinson）或特里·沃根（Terry Wogan）这样的重要名人有关；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两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大众文化中的特殊性和独特性。
2004 年，沙玛推出了《天才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Genius）节目，介绍了麦考莱、吉本和卡莱尔的史学观点。他们的作品由塞缪尔·韦斯特（Samuel West）这样的著名演员朗读，并以常见的文献、图像和道具作为支撑。《天才历史学家》颂扬每一位人物的成就和创见，声称他们的作品具有某种超然性。这个系列节目表明，历史学家本身就值得以纪录片的形式进行研究。到2004 年，历史学家在大众想象中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电视节目可以脱离事实，转而聚焦于实践者本身。诚然，这是一个非主流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台）上的小系列节目，但史学进入纪录片的尝试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这里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他们像科学家或发明家一样值得被介绍，他们的思想和风格，而不是他们取得或创建的任何成就或学说，才是这些以某本特定的书籍和故事线索（“法国大革命”或“蒙茅斯叛乱”）为核心叙事的影片的核心。然而，该节目也具有论战价值，沙玛用它来攻击当代的学术写作。该节目把历史学家描述为天才，伟大的作家，在社会上和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的人物。沙玛显然希望让历史学家变得重要，并成为“冒险家”，这让大众历史学家的风格再次与学院派历史学家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院派历史学家谨小慎微，与具有改革精神的畅销平民主义者相比，已经失去了平易近人的特质。
这些名人在主流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体现在他们在大众媒体中的表现上。在公关公司喜剧系列《绝对权力》（Absolute Power，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2003）的第一集里，浪荡的历史学家奈杰尔·哈廷（Nigel Harting）是沙玛和斯塔基的混合体。沙玛也成为印象秀节目《死亡铃声》（Dead Ringers，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2002 —）中的主要人物。譬如，幽默短剧《又一个历史节目》（Yet AnotherHistory Programme），通过挖苦这位主持人的一些更为明显简洁的声音风格和嘲讽《英国史》节目对象征形象的再利用，以说明他的脚本特别老套，讽刺了《英国史》节目。这个短剧展现了沙玛的文化影响力；他的名气和视觉风格都是值得拿来开玩笑的，而且辨识度高，足以用来创作一个短剧。《死亡铃声》也突出了沙玛独具特色的演讲风格，这表明他为历史的呈现带来了一些新奇的东西，同时也强调了与这种节目新颖风格相关的名气崇拜。个体和知识一样重要；斯塔基和沙玛的风格如此独特，几乎成了一个品牌。此外，历史学家是文化人物，就像其他公众人物（譬如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权威值得被人嘲弄。
沙玛和斯塔基让电视历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到了主流。他们的范例带动了节目的爆炸式发展，并推动了许多“名人”历史学家创作自己的节目。在他们树立了榜样之后，电视历史学家成了常态，玛丽·比尔德、贝塔妮·休斯、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和阿曼达·维克里（Amanda Vickery）都为不同的频道创作了重要的节目和电视剧集。玛丽·比尔德呼应了沙玛进入纯娱乐领域的做法，她的外表遭到了电视评论家A. A. 吉尔（A. A.Gill）的攻击，她在推特上也遭到了严厉的挑衅。“公共”历史学家在网络上的后一种表现很重要，因为“名人”历史学家利用社交媒体和电视来确立自己的地位。推特尤其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创建公共“品牌”的方式，这种“品牌”是一种混合物，它是“名气”和职业身份的结合。建立追随者和创建一个在线角色，得以让历史学家进入公共生活和想象力的新入口。然而，正如比尔德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对女性历史学家的回应通常是非常有问题的，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她们一直是网络攻击和媒体批评的受害者，而她们的男性同行，却可以避免这些攻击。斯塔基本人也参与了一场关于女性主持人优点的公开辩论，他声称，女性主持人“通常都很漂亮”。女性公共历史学家在阐明她们的职业形象时，仍在努力反对体制上的和文化上的性别歧视。有时，这可能被描述为一种叛逆性的反叛（“这些历史学家把对过去的研究从陈腐的学院派手中拯救了出来”），但总的来说，关于女性历史学家的大量报道，仍然停留在她们的外貌和着装上。
露西·沃斯利是新一波电视历史学家的典型代表，她将沙玛迷人的智识特质与对互动装扮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沃斯利的节目着眼于室内、感官主义、身体、家具和食物。沃斯利穿着特别的服装，承担着各种各样的任务，愉快地重演着故事（“你可以通过重新创作学到很多东西”）。她与《舞动奇迹》（Strictly Come Dancing，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2004—）的评委之一莱恩·古德曼（Len Goodman）一起在《脸贴脸跳舞》（Dancing Cheek to Cheek，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台，2014）中展示一段舞蹈的历史。在这里，她模糊了守门人历史学家和参与者之间的界限，以一种实际操作的方式全身心地重演和参与过去，这超越了沙玛和斯塔基更为传统的方法。她的作品对家庭内的、室内的和社会的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因此，她是新一波电视历史学家的代表，这些电视历史学家更关注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而不是广泛涉猎历史。沃斯利是一位足以在《每日电讯报》上获得知名度的名人，但她设法平衡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声誉和平民主义声誉。在这一点上，她和其他更新的主持人历史学家从早期人物所招致的批评中汲取了教训。他们的节目更具互动性、更复杂、更缺乏针对性；他们研究的是社会史、性别史、物质史和后殖民史，而不是政治问题或国家问题。
因此，这些大受欢迎的历史学家都是在文化和经济上构建起来的人类商品，因而，他们的名声和他们的职业一样出名。这些人处于名人文化的边缘——很难将大多数“公共”历史学家定义为名人，但他们实际上是“知名人士”——尽管他们显然也是名人产生的媒介文化统一体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成了更为广泛的文化生活、政治和娱乐统一体的一部分。他们获得了某种公共角色，成为他们专业知识之外的问题的评论员。以这种方式——譬如，撰写带有“历史”味道或变化的专栏——从他们的机构起源中抽离出来的历史学家包括特里斯特拉姆·亨特议员（《观察家》）、琳达·科利（《卫报》）、尼尔·弗格森（《洛杉矶时报》）、海维尔·威廉姆斯（Hywel Williams，《卫报》）、马克斯·哈斯廷斯（Max Hastings，《每日邮报》）；其他许多历史学家偶尔也发表文章。弗格森尤其饱受争议，他的专栏涉及从历史到政治、经济，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等问题（尽管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保守派历史学家，诺曼·斯通的右翼观点在他1987 年至1992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中得到了特别高水平的报道）。弗格森不断就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讨论发表文章，并与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进行公开辩论，这模糊了他作为经济史学家（《货币崛起》，2008）和政治评论员的角色之间的界限。同样，传记作家阿曼达·福尔曼（Amanda Foreman）在2014年受聘于《华尔街日报》，定期撰写《从历史上来看》的专栏文章，对不同时期的事件进行关键的比较。这些历史学家对这类媒体的参与，增强了历史学家作为拥有巨大文化资本的人以及作为某种社会守门人的意识。他们独特的知识和洞察力，使他们有能力提出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意见。以这种方式成为报纸和在线新闻文化的一部分，让历史学家远离了他们的机构根源，确保他们成为与某一份报纸有关的媒体人物，而不是学术界的一部分。他们是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人物，既是评论家，也是批评家，塑造和指导着全国性的辩论。他们也直接进入政治辩论，正如对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的2013 年国民教育课程计划（下文讨论）或2015 年反欧洲压力团体“英国历史学家”（Historians for Britain）的成立所做的回应所表明的那样。
西蒙·沙玛对此早有预料。他的《英国史》节目在试图解释“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种毫不羞耻的民族主义领袖特质。沙玛认为，历史是国家认同感和政治使命感的关键。他以这样激动人心的话结束了他的系列节目：
历史绝不应与怀旧混为一谈。它不是为了崇敬死者而写，而是为了激励生者而写。它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是我们是谁的秘密。它告诉我们，在我们缅怀过去的同时，也要放下过去，去哀叹应该哀叹的，去庆祝应该庆祝的。如果这段历史最终证明自己是一个爱国者，那么，我认为丘吉尔和奥威尔都不会那么介意，事实上，我也不会介意。
这种充满活力的、充满疑问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颂扬并促成了国家共同体。历史学家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向公众解释这些材料的过程，目的不是唤起怀旧之情，而是激发一种积极向上的公民意识。在这种模式下，历史学家确实扮演着一个明确的公共角色，但它不是由媒体所框定的——相反，它是由一个明确的社会责任来引导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对电视历史似乎在探讨更为广泛的、被学院派认为问题太多的国家共同体的公民问题表示不安，而公共历史学家的吸引力当然倾向于目的论、解释性和实证主义（沙玛试图讲述英国历史上的“我们的”国家故事，却因为遗漏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而饱受批评）。
这种对历史的平民主义的兴趣，以及与之相伴的历史对公民国家的重要性，在一个不太可能成功的节目中产生了重大影响。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的旗舰新闻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任命时任《BBC 历史》（BBC History）编辑的格雷格· 尼尔（Greg Neale）为常驻历史学家，拍摄了一系列评论当代事件和提供历史视角的影片。譬如，2005 年4 月，他拍摄了一些关于过去选举的影片，以证明低投票率或新媒体的影响等问题并不是当下人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同年1 月，他报道了历史上的灾难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并为特别版的亚洲海啸专题节目做了细微的调整。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运用，对于新闻受众来说是一种有益的纠正，因为新闻受众通常会用更多的实证主义模型来描述前所未有的事件；这也是一种思考当代世界的方式，表明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一种流动的动态关系。在这些影片中，历史的视角被用来展示事件发生的更为广阔的原因，以及削弱关于现代化与进步的治理神话和文化神话。尼尔在他的作品中加入了一些对历史的使用的重要评论，特别是在伊拉克当时局势的背景下，以及以如此低劣的方式使用历史比较（特别是萨达姆·侯赛因与希特勒的比较）来证明这种行为是正当的。任命尼尔的事例表明了历史在公共语境下的形象的扩大，以及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界限的模糊。
本文选编自《消费历史：历史学家与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遗产》，题目为编者所加。该选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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